我为什么写了这本书（我在北京送快递）书评-尊龙凯时登录首页

2019年11月25日，是我在品骏快递上班的最后一天。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品骏快递，它是唯品会的自营物流，曾负责唯品会的订单配送，同时也发展过常规的快递业务，只是后来没能成功。在入职品骏之前，我还在顺丰干过半年，尽管顺丰的企业名声很好，但我在顺丰的从业体验并不好。顺丰对时效的要求很高，并且承诺上门服务，所以快递员的数量特别多，管理层级也分得多。每个层级的管理者为了更好地完成绩效，常常把上级的要求加码地施加给下级。或许我运气不好，入职的站点在综合数据考核上排名全市靠后，这导致我们在完成工作任务之余，还要接受站点主管的早晚规训。我们每天早上7点上班，晚上经常开完会11点才解散。除此以外，新员工在顺丰比较吃亏，好的片区和客户都攥在老员工的手里，新人要熬很多年才能出头。相对而言，品骏的每个快递员更平等，彼此互不干涉，虽然新人也要从差的片区入手，但调整的机会更多也更公平。顺丰却在站点和快递员之间增设了一个小组层级，各小组的成员共同负责一片区域，但小组内的分工和管理并没任何制度依据，完全就是个小型人情社会，这导致我过得非常痛苦，而且完全看不到希望。可惜品骏的常规快递业务一直没有起色，光靠唯品会的订单量其实供养不起一家自营物流。后来唯品会把配送业务外包给顺丰，同时解散了我们品骏快递。这时我面临两个选择：一、因为唯品会和顺丰建立了合作关系，顺丰可以接手我们的劳动合同，我可以直接到就近的顺丰站点报到（即我原来工作过的站点）；二、领取n 1补偿，和品骏解除劳动关系。——老实说，这不是什么艰难的选择，假如我同意去顺丰，我就拿不到补偿了，只有傻子才会放弃这笔钱！何况我本来就是从顺丰逃出来的，我为什么要往一个坑里摔两次啊？于是我选择了后者。

2019年12月，失业的我回了趟云南，接着又回了趟广东，2020年春节期间返回北京时，新冠疫情已经暴发了。这时武汉刚封了城，网上每天爆出各种耸人听闻的消息，网下则是一片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北京的大街上人影寥落、商业萧条，往日拥挤的公交地铁此时空无一人。快递员也不再允许进入小区了，只能在各小区门外摆地摊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这种状况没人知道何时结束。而我就是在这段时期写起了东西来。但这并不是我写作的起点。我从2009年开始写作小说，早年也在文学期刊上发表过作品。但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的写作状态没有延续下来。这时我的写作方向仍然是小说，但为了恢复一下笔触，我写了一些随笔，然后发在了网上。我并没把这些随笔看成“作品”，我的目标是一个长篇小说，这些随笔只是热身而已。可是，其中有一篇《》，出乎意料地在豆瓣上得到很高的关注。这篇随笔记录了我2017年5月到2018年3月在德邦物流广东顺德陈村枢纽干夜班理货的经历。

我是豆瓣的老用户，2006年就注册了账号，但多年以来，我都把豆瓣当作单机工具，主要用来查书和电影的资料，以及看别人的评论。我在豆瓣上不社交，不在小组回帖，只偶尔发发日记，关注我的人很少。因此当我看到《》得到的热烈反响时，我内心是很震惊的。当时我的手机里甚至没装豆瓣app，平常只在电脑端登录，而且一周都登录不到一两次。很快有一些媒体联系我，提出付费转发此文，还有一些媒体向我约稿，我也赶紧写了——这带给我一些收入，我当然不会反感。但我始终认为，这篇文章不能算是创作，只能称为记录，相当于日记或回忆录的性质。而我心心念念的始终是创作。就是在这个时候（2020年4月底），“副本制作”的两位编辑彭剑斌和冯俊华联系上我，他们也认为《》写得很好，并且鼓励我继续尝试这方面的写作。

“副本制作”对自己的介绍是：关注当代汉语及其在文学和艺术中的呈现，并推动相关的创作、实践和出版。事实上，我和“副本制作”的两位编辑在早年就互相认识——或起码互相知道——当年我们都上过同一个文学论坛，有不少共同的朋友，但因为在论坛上活跃的时期不重叠（他们比我早），我和他们私交不深，也没加过彼此的微信。在写作上，他们都是我的前辈，早在十多年前，我曾把彭剑斌发在论坛上的小说全部拷贝下来，打印装订成册后反复阅读——当时他肯定还不知道我。正是因为这些缘故，我很看重他们对我的评价，在我看来他们找我就是对我写作的一种认可。故此当他们提出和我合作时，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或许也不是完全没想，但我想的主要是自己的能力达不达得到他们的要求，而不是对他们的计划有没兴趣。

在这之后，我按照他们的建议，把自己刚刚结束的一段工作经历，也就是在顺丰和品骏送快递的经历写了下来。到了2020年底，这篇文章由冯俊华编校排版后印制成小册子，主要在圈子里流通和传阅。我还记得书名是在文章完成之后，我们三人在群里商量所得，最后选择了彭剑斌提议的“派件”。而书封和装帧则由年轻艺术家左牵羊担纲。与此同时，另一个艺术团体“刺纸”的两位主创欧飞鸿和陈逸飞也参与了进来。2021年春，我们在广州见了面，对彼此的情况有了更多了解。后来，他们联合十多位创作者，根据《派件》的文本制作了手工立体书，并带到各艺术书展上摆摊。对我来说，这次合作至此已结束，这时的我没有继续进行非虚构写作的意向，我心里惦记的仍然是自己的小说。

促使我改变主意的契机不久后出现了，“副本制作”印制的小册子被一些出版编辑读到后，有编辑通过豆邮联系我，鼓励我把文章扩写至一本书的篇幅。尽管最后能不能出版，还要看选题是否通过，但对我来说，这已经是很大的吸引力。我想既然这篇文章有读者喜欢，同时也有编辑愿意出版，那我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坦白地说，出版一本著作，对我是很有力的肯定和鼓励，而且也可以带来一些收入。几乎与此同时，《读库》的编辑杨芳州也读到了这篇《派件》，后来她向《读库》的主编推荐了这篇文章。我很早就听说过《读库》，但从来没有买过（惭愧），我的阅读偏好在文艺方面，而《读库》似乎比较倾向人文社科。和《读库》的主编张立宪（六哥）沟通稿件事宜给我的感觉，假如用一个词来形容的话，就是“如沐春风”。他是一个有童真的人，风趣、随和、实在，而且对作者非常尊重。因为我和他的沟通很有限，对他的优点只能管中窥豹。但和他打过交道后，连我都禁不住要问自己：从前我待人会不会太高傲了？怎么他对我的尊重，好像比我对他的尊重更重？到了2021年6月，《派件》以“我在北京派快件”为题，发表在了《读库2103》上，这个题目是《读库》的编辑拟的。

文章在《读库》刊出后，读到的人就更多了，豆瓣上终于也有了一些读者反馈。正是因为读到这些反馈，我才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恰好这时浦睿文化的编辑普照通过豆邮联系上我——实际上，普照并不是最早联系我的编辑，我记得在此之前，已经有三四位编辑和我沟通过，我甚至都完成了《派件》的扩写。只是对那个扩写的版本，我自己感觉并不满意，也还没有发给当时联系我的那位编辑。而普照是我接触过的编辑里，对我投入最多精力、最有想法和准备，也最想做成这本书的。他在豆瓣上已关注了我一段时间，对我的情况和写作特点比较了解。其中尤其关键的是，他在联系我之前，对于如何做这本书，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构思。在简单交流过之后，我发现自己喜欢他的想法，他的专业水平也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总是可以快速地作出判断和回应，而我却要花一些时间去想他说的话，然后才发现他说得对。这说明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经验相当丰富。

和普照的合作是愉快且顺利的，在和他讨论过、听取了他的意见后，我对这本书的整体性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尽管书名最后取为“我在北京送快递”，但书中并非只写了我在北京送快递的部分，而是包括我多份职业的回忆自述。不过毫无疑问，“我在北京送快递”的一章是全书的重心，因为它是我至今为止的最后一份工作，我对它的记忆最完整和鲜活。而对于更早前的工作经历，我已经记不住那么多经过和细节，只能概括性地叙述，或选取某个侧面讲述。为此我再次扩写了《派件》一文，这次我不必把它扩充到一本书的篇幅，在内容的取舍上也更贴合自己的心意。除此以外，早前我发在豆瓣上的《》和《》这两篇，也都一并收录在这本书里，并且我都进行了扩写和修订。我还增补了一篇自己早年工作经历的自述，这使我整体的打工生涯得以贯穿——毕竟我从事过近二十份职业，而不是只有上面提到的三份。

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时刻提醒自己，我是从个人的生命感受角度，去观照自己在工作中的经历——重要的是个人独特的感受和视角，而不是有意去反映现象或问题。假如读者希望更全面地了解快递员这份职业、物流这个行业，或体力劳动者这个群体，那么最好是去读记者采写的报道。因为记者可以广泛地采访、调查、统计和分析，而我却只有自己这一个样本，从我身上无法直接得出普遍的结论。当我还在干快递的时候，针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有时我和我身边的同事都不能形成统一的看法——哪怕我们的利害关系是一致的——那就更别说和其他站点、城市、职位，或其他公司的同行有多么一致的观点了。不过话又说回来，既然我们都干快递，而且都置身同一个社会环境，我们的经验和处境肯定还是有某些普遍和一致性的，它们必然地存在于我的写作内容中。只不过这些内容不是我写作时要刻意考虑的，更不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我不具有全面的眼光，我的写作也不需要全面的眼光，我的视线始终只盯牢自己，因为我相信只要无限地深入到个体的独特性中，必然会在更高的层面融汇于普遍性。

对于写作，我最关心的是语言的准确和生动，这不仅是针对这本书，而且是我在所有写作中的自我要求。其次这是一部非虚构著作，这意味着我要对其真实性负责，我只能写真实发生过的事和真实存在的人，不能添油加醋，更不能无中生有。在此基础上，我还希望尽量只讲述经过，避免作出结论和评价——尽管这很难完全做到。比如我会描写自己在工作中的一些感想，而这些感想里往往已隐含了评价。但是那些感想被我记录下来，不是因为它们包含的评价有多么正确和深刻——或许它们就是偏颇和片面的，甚至我事后都作了检讨，但它们是我作为一个人，在面对各种工作情况时产生的即时心理反应，并且这些反应在我事后看来生动有趣——我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记录它们的。在我漫长的工作经历中，我遇到过无数的事情和无数的人，哪怕我全都记在脑子里，一件也没有忘，我也不可能像流水账一样全写出来，因为它们重重复复，大多无聊乏味。而我落笔时取舍的依据，就在于它是否生动和有趣。

我是一个性格内向和很不积极的人，对此我的编辑普照大概深有体会。我们的沟通总是他问我答，我从不主动找他，也很少提出意见；而对于他的问题，我也总是问一答一，很少多说几句，并且总是过度客套。那副样子就像我对这本书一点都不在乎，只是出于一份责任心在配合他的工作。当我尝试就此换位思考时，我恨不得给自己几个耳刮子。其实我很在乎在这本书。或许他也曾在心里感慨（或埋怨）过，我怎么会如此缺乏热情、如此地消极和被动。但也正因为我是这样的一个人，才会有书中讲述的那些经历。假如我的性格是乐观、积极、开朗、自信、健谈和主动的，那我的人生肯定是另外一种面貌，我的精力会投入到生活的其他方面，大概不会在豆瓣发什么文章了——我并不是在为自己辩解，或这就是辩解但它无效，我仍然为自己令普照头疼的种种表现深感愧歉。我很清楚，他对这本书的投入并不比我少，是他的认真和包容、他丰富的经验和周到的考虑，为我提供了完成这本书所需要的支持和帮助。除此以外，我上面提到的每一个人，都曾向我表达过关心和善意，或给过我支持和鼓励。尤其是“副本制作”的两位编辑，假如没有他们最初的热情邀约，我肯定不会写下《派件》一文，那么自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这本书。对此我既感激又拙于表达。假如这本书在出版后有丝毫的可取之处，那么功劳应归于大家；而它的所有疏漏和不足之处，我负有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