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怀希望的人（将熟悉变为陌生）书评-尊龙凯时登录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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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读这本对谈之前，对齐格蒙特·鲍曼的印象是，听说过他的书，不知道是他写的，没读过。
《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是友邻评价还比较高的一本书
《现代性与大屠杀》则还没人标记。
通过这本对谈来了解他，对我来说是一次美好的相遇。
虽然中译过来的书不多，但是通过前言我们还是能够了解到，鲍曼是“最有影响力的欧洲社会学家”，
自从1990年从利兹大学退休后，他以快得吓人的速度，出了一本又一本书。这些书的主题包罗万象，从亲密关系到全球化，从电视真人秀到大屠杀，从消费主义到赛博空间。他被称为“反全球化运动的头目”，“占领运动的领袖”和“后现代主义的先知”。他的读者遍及世界，他被认为是人文学领域真正罕见的学者。
这本书基于彼得·哈夫纳与鲍曼的四次对谈，以及其他一些成文的材料。访谈者为相关篇幅拟定了主题。
鲍曼研究的中心是三种紧密联系的观念：文化、选择和社会学。
按照鲍曼的观点，文化是当具体的人为自己创造秩序和意义时产生的东西，它是“制造”世界的积极过程。社会由人类的选择所塑造。社会学的人物是解释文化的性质，说明由选择扮演的角色。
鲍曼认为具体的人类存在通过在他们当中追寻典范和意义使他们的生活前后一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通过自己的想象、知识和社会行为塑造着世界。文化是一种人类将社会“结构化”能力的中介和表现。然而，大多数社会是不平等的。换句话说，一些人的行为、想象和知识比其他人有价值。这些人拥有最好的进人知识、财富和其他权力形式的机会，他们的观念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按照鲍曼的观点，知识分子具有特别的责任去系统地思考文化的性质、嵌入不同的文化中的意义的欧阳星，以及可能的秩序的不同形式。
鲍曼认为，具体的人类存在能够依靠选择行为使社会的诸多方面变得不同和更好，他们做这件事的能力和责任远远超过了他们所愿意承认的程度，而认为自己无能为力的信念剥夺了普通男女的权利。而知识分子应该能够靠化解这种信念减轻权利资源均势的不平等。
在70年代，鲍曼采取的是这种对社会关切的、有责任心的、合法的知识分子的姿态，他试图为获得一个好社会的进程制定一个行动计划或一套方法。然而到了90年代，他变成了一个阐释者、一个富有观察力的“局外人”，他能够从其他人身上洞察隐藏的意义，他承担了向3同伴解释的任务。作为具体的人类存在，他们处于后现代的世界，在那里，他们相互之间也是陌生人。
访谈者将对谈的的内容分成了十个主题
爱与性别、经验与回忆、犹太性与纠结、智识与投入、权力与认同、社会与责任、信念与原教旨主义、乌托邦与历史、当下与未来，以及最后的，幸福与道德。
鲍曼在他的这本小书中，阐明了这样一个想法，即人生的旅途基于两个相互影响的因素。一个是命运，另一个是命运提供的实际的选择。
“命运”是那些我们无力掌控的东西的简称。我们不能逃避命运让我们面对的实际的选择，但不同的人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这就是性格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即有理由悲观，也有理由乐观：悲观，是因为对我们敞开的可能性有着不可逾越的限制，即我们所谓的命运；乐观，则是因为和命运的情况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性格上下共分。我不为我的命运承担任何责任；那是上帝的决定，如果你愿意这么想的话。但我要为我的性格负责，因为性格是可以塑造、净化和改善的。
鲍曼认为自己既不是乐观主义者，也不是悲观主义者。而是一个“心怀希望的人”。他说我不认为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有多大差别。我只是不相信我们生活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那个世界中，而且，在经历了一切之后，我从未对另一种选择失去信心，从未对存在更好的、更正义的世界的可能性失去信心。
在提到年轻一代的时候，鲍曼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思考何为良好社会的能力。
他们更喜欢思考怎样在这个无序的、不可预测的、让人不舒服的世界中，为自己，为家庭，为他们的情人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这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多文化、多中心的世界，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没有长期规划，一切都变得如此之快。良好社会的理念也不再在公共讨论中出现。我们最多只能想到一个不比当前社会糟糕的社会。……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想要创造美丽的花园……社会历史学家把这个转变称为“个体化”，政客将它包装为“去管制”。和以前的乌托邦不一样，在后现代，乌托邦不会给生活诸如任何真实的或虚假的意义。它只服务于这样一个目的：把关于生活意义的问题感触人们的脑袋
针对这本《怀旧的乌托邦》鲍曼表示，这本书也不是要准确地描述当下。乌托邦总是位于未来，但未来不再迷人。它充满了风险、危险和挑战。它不可预测、不可控制，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不知道事情会朝那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么行业不知道应该采取哪些预防措施，或当下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已经对进步理念失去了信任；想到进步不再令人振奋，反而会引发焦虑。
现在，人们在书写过去的乌托邦。但公众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即过去的乌托邦。但公众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即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分界线已被抹除。未来黑过去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存在意义上的或本体论意义上的差别。
至于幸福与道德，鲍曼认为，我们所做的 一切都会对别人的生活产生影响。我们不可避免地在存在上就是道德的存在，承担着对我们的人类同胞负责的责任。道德的生活是一种持续不不确定的生活，要道德就意味着要为自己的责任负责。道德行动的前提是个体自由做出决定。一个行动，只有在没有算计过的情况下——作为一种人类行为，它是自发的、不假思索做出的——才是道德的。人可以做对的决定，也可以做错的决定。道德与遵从某本规则手册无关，它要求对某种未知的、沉默的请求做出反应。
在全书的最后，哈夫纳问道：“对您个人来说，幸福意味着什么”
幸福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时刻、一个瞬间。在这里，我同意弗洛伊德的说法。在打败对手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幸福。脱掉紧到夹脚的鞋子也会让我们感到轻松和快乐。持续的幸福是可怕的，是一场噩梦。
随后哈夫纳又问道：“那么我们可以做什么来增加我们的幸福感呢？”
努力工作。你要有所创造。把工作做好的自豪，完成任务，客服看起来不可逾越的障碍，这些都会让我们幸福。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有这样的渴望。今天我们已经逝去了自己工作中的快乐感，即把事情做好带来的那种快感。我们随之也失去了自信和享受幸福感的能力。只要我们还把幸福等同于购买许诺幸福的好商品，对幸福的追求就是无止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