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记录｜每当一个词语被创造出来，就有一个群体被看见（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书评-尊龙凯时登录首页

很多时候我们说“累了”，不是身体上的“累”，是一种精神和情绪方面的“累”。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又或者反过来，非常需要一次大爆发。这并非因为我们太过脆弱，而是因为你真的在劳动：情绪劳动。

为了让每件事情顺利运转，我们承担了这种无形的精神负荷。而在家庭中，承担情绪劳动更多的，大多数都是女性，为什么会这样？杰玛·哈特莉在《她们不是唠叨，只是受够了：不被看见的情绪劳动》一书中揭示了传统社会规训下失衡的情绪劳动真相，把女性在家庭、职场和社会中面临的不可言说的困境剖析得鞭辟入里。

9月9日，我们邀请了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孙萍、北师大青年教师安超、艺术家周雯静与媒体人青青子，从这本书出发、从各位嘉宾的经历出发，聊了聊我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都会承担的这种精神负荷。今天与你分享活动实录，就像孙萍老师所引用的那句话，有一个空间可以倾诉故事，让隐形劳动显形，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01“情绪劳动”的提出让更多人被看见

青青子：先请三位老师分享一下读完这本书的感受，尤其想听一听大家被戳中的时刻。

周雯静：我在飞机上读完第一章后就回到了父母家里。第一反应就是愧疚，想对和我一起生活了30多年的妈妈说声“对不起”，因为书里出现了很多和我母亲类似的情况。她几乎承担了我们家所有的情绪劳动，我也常常对她说一些重话，又或者是在洗碗、拖地之后说“我在帮你”，那时她都会很生气。我当时不理解，后来才意识到“帮”这个词意味着我没有把这些事情纳入我的份内。所以这次我回家，默默地洗碗，默默地做很多小事，但是不说出来，妈妈就说为什么你变得这么乖，我说因为我读了这本书，并且也给她买了一本。

安超：我读到最后一章时才被戳中，因为前面大量的细节描写，就是我的日常，人很难被熟悉的日常戳中。作者在最后一章里提及，有一天她起床后，看到裤子被丈夫很熨帖地叠好了放在床边，而且不是因为她催促而叠的，顿时感觉暖意流动。读到这里我会心一笑的同时，生出了一点小小的无奈，觉得作者很有爱，但也有点“没出息”。因为她前面描写了很多让人非常痛苦的家务劳动，但是丈夫一个小小的主动，就让她忘记了前面的抱怨，我在那一刻觉得“哎呀，女人好容易满足！”

孙萍：我觉得有一句话写得特别好，叫“有一个空间可以倾诉故事，让人看见我们的无形劳动确实很重要。但是如果男人看不见，听不到，无法相互讲述这些故事，那么什么也不会改变”。所以今天我特别开心地看到来我们这场活动的有很多男性。（笑）

安超：不过，终于有一天可以不用再为男士参加而开心、大声鼓掌时，我们就可以为此鼓掌了。

青青子：这本书的所有内容都是围绕“情绪劳动”这一概念所展开的，“情绪劳动”最早由社会学家霍克希尔德在《心灵的整饰》里提出，书里主要研究的是空乘人员，讲述的是商业化如何影响和操纵了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即情绪劳动）。后来有不少研究者将这一概念用在了不同领域的研究当中，这本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想请三位老师结合各自的研究或创作，聊一聊你们是如何理解“情绪劳动”这个概念的？还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忽视的情绪劳动的类型？

安超：比起“情绪劳动”，我更喜欢“情感劳动”这个概念。“情绪”是更加浅表的概念，它背后一定是由各种各样的情感支撑，“情感劳动”显然是更为本质性的概念。

这个概念是由一位女性提出的，它的价值在于让大量从事情感劳动的底层人员被看见；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不光是被看到，而且给他们赋权。比如我所在的教育领域，中小学教师、幼师（尤其是女性教师）是情感劳动密集的群体，正是因为有了这个概念，可以为他们在经济、社会乃至法律领域赋权，可以说这是一个特别有力量的理论概念。

至于还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情感劳动，那可太多了。比如在家庭中，隔代抚养孩子的老人群体是特别容易被忽视的。职场里的情感劳动，比如团建，比如酒桌上因为长幼有序、尊卑有别衍生出的敬酒文化，女性所遭遇的很多职场歧视本身就包含对情感劳动的忽视。

孙萍：我的研究中可能更多的是比较底层的乡村、农村女性，她们干什么工作的都有，比如在按摩店里按摩，我觉得她们是承担情绪劳动最多的人，这里头不仅仅是情绪的问题，还有身体政治的问题。还有大家最常见的，现在大街上送外卖的女生越来越多，当然还有直播间的主播；抑或是公司、领导所在的微信群，当大家都在底下三个拇指、三个抱拳、三朵玫瑰花的时候，你会很纠结，要不要发，到底发什么？这些都算是情感劳动。

周雯静：对我个人来说，最困扰我的一种情绪劳动，就是整个亚洲文化里的人际关系。在此之前，每次回父母家我都觉得特别累，那时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这么累、这么难过，因为当一个概念没有被命名的时候，人们往往认为它不存在。后来我去法国生活了七年，变得无比轻松，直到我再次回来，又变得很难过。我常常出门的时候都称自己是“社恐”，虽然可能只是内向，但就会用“社恐”这个词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情绪劳动。另外，我是高考之后就进入了美院，一直走艺术创作这条路。在我出生、成长的城市，一直有这样一种说法：女生适合读文科，男生适合读理科。好像在一个实用主义的文化当中，文科就是成绩不是那么好的人读的，学艺术的学生就一定学习不太好。而当你回到家，一定会有极个别长辈，会说“你还欠我一幅画”，因为在他们的刻板印象里“学艺术”就是画画的。我一开始还会一遍一遍地付出情绪劳动跟他们解释我做的是什么，后来就已经不解释了。

安超：雯静的分享勾起了我的思考，就是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称其为“情绪劳动”，什么时候不是。比如，今天大雨滂沱，我心情不好，感觉“这座城市与我一起悲伤”，一位朋友发来他录的歌《轩辕》，听着听着就很治愈。这算是情绪劳动吗？这个概念诞生也没多少年，还需要再探讨。我的理解就是，当我需要不断让渡自我、放弃自我的时候，就在做负面的情绪劳动；当我不断地表达自我、创造自我的时候，就是积极的情感劳动。

周雯静：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作为女性有一个不可避免的议题，就是避孕。有一本书叫《避孕简史》，读完后你会悲壮地发现，2000多年来人类生育风险的承担者都是女性。而因为这件事的后果由你承担，所以在一系列科技、医学的实验当中，所有对身体造成损害的药物（避孕针、节育环）都是在女性身上实验的。

孙萍：对，女性处理与自身身体相关的问题，也算是情绪劳动。如果我们去看“劳动”这个概念，马克思讲工人的劳动时，他讲的是工人主体性的问题，所以“劳动”其实有两个层面：压迫性和建构性。在今天的语境下，我们再去看“情感劳动”这个词，目前搭起来的框架里填得更多的是第一个层面，缺少的可能是第二个层面。我认为一方面我们没有必要把它夸大，不是因为人是一种情感性的动物，就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要添到这个框架里；另一方面，除了负面的东西外，我们其实可以想一想如何把一些积极的情感建构放到这里面，如何发挥人的主体性，重新夺回你的占有权。安超：为什么情感劳动这个概念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除了跟女性话题有关外，跟这个词本身的魅力也有关系。它突破了传统劳动的定义，使劳动更加人性化。以前讲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时，人大多是作为人力资本的工具而呈现的；把“情感劳动”加进来后，“我”终于不只是人力资本，更是一个人，情感在物质和精神生产劳动中，本身是占有很重的分量的。这个概念的提出可以关照、帮助到劳方，但也特别容易被资方所反感，很多时候资方就再也不能打着“爱、奉献、牺牲”的形式来剥削剩余价值。

02家庭、职场“情绪劳动”的女性性别气质

青青子：“情绪劳动”如果放在女性主义里，跟家务劳动是紧密相连的，就像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中“家务劳动”的提出，是为了争取工资，是把隐藏在家门背后不被看见的劳动提到公共面前，这只是第一步。我觉得情绪劳动的价值也在于这里，因为家庭中的情绪劳动是一种更加无情、难以量化的存在。我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第一部分让我哭了，我会想到我的妈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当你是个小孩子的时候，觉得和爸爸相比，妈妈是那个“控制狂”，她的要求很多，看完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我理解了，当我们说母亲“控制狂”的时候，是因为忽视了母亲的情绪劳动。所以我也想听听三位老师分享，从情绪劳动这一概念出发，我们可以如何理解家庭中的母职

孙萍：我跟青青子一样，读书的时候也想到了我妈妈。当我们去讲情绪劳动和母职之间的关系时，有两个面相，第一个面相是“情绪劳动”含有非常明显的女性性别气质，以至于女性不得不在很多情况下，将其内化为自我的一部分身份认知。沿着这个路径，内化衍生出来的是什么？是一个合格的母亲。第二个面相是在这个过程中，她承担的一部分责任是她要压抑或者发泄自己的情绪，即使是想骂我，也需要准备很长一段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其实忽视了女性，或者说承担情感劳动的人，在要准备进行情感劳动时的劳动。

安超：“母职”的提出，比起只讲“母爱”是一个巨大的社会进步。当我们只讲“母爱”的时候，更多是在讲母亲牺牲、奉献的一面，意味着以“母爱神圣”的高道德标准绑架了母亲生育、养育的劳动价值，只是表面承认了母亲在家庭、在社会中的价值和地位。“母职”把母亲也当成一种职业，“职业”就意味着要给它市场定价、要给劳动回报。从“母爱”到“母职”的跨越，就使母亲不仅被家庭所看见，也被社会、被国家看见了。对“母职”的理解要扩展，它不只是一个家庭概念，更要扩展到社会性甚至国家母职的概念。

周雯静：我的大部分感受和生活体验是从父母开始的。我出身于一个非常传统的家庭，父亲是军人，工作中母亲的薪资水平可能比父亲更高，可是在家庭中她就陷入了一种女性迷思：不仅要在工作上处理得当，在家里还要照顾所有的家人。在我和她认识的这30多年里，我发现她没有为自己活过。2011年，我陪母亲取下了她佩戴了20多年的节育环，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接触到比较重大的事件，我就想知道节育环是什么，对女性身体影响是什么，于是就做了我人生第一件作品《节育环》。

我大概花了2到3年的时间了解这个物件，采访了50个曾经配环的人，结果让我大为震惊。它的运行原理就是放置到子宫内部，形成永久性的发炎而导致精子无法着床，而且在中国佩戴节育环的人不是一个小数目。我这个作品是按照历史中出现的节育环的真实形状制作的，大概有300多个，我把它放在蓝色的丝绒上，看上去很漂亮，像女性的首饰一样，但它的内核是暴力的。2020年，我一夜之间收到了两三万条留言，很多人躲在网名背后说出了母亲、亲人的真实故事；然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个议题，很多医学领域的人开始在网络上科普，仿佛形成了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性运动，也是那一刻我意识到，原来一件艺术作品是可以介入到社会的。

青青子：我日常的工作中，对于情绪劳动除了日常生活经验的感受之外，更多的就是在学术层面去理解这些概念。但是我觉得雯静的这些艺术作品，是直接介入了这个现实，而且连接到了很多很多的女性，所以我觉得特别棒。刚才我们在讨论母职也好，讨论家庭当中的情绪劳动也好，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不管是公领域还是私领域，情绪劳动大部分都和照护工作有关。我看完这本书以后，有一个不满足，是因为我觉得作者讲述的大部分还是一个白人中产女性对情绪劳动的反思和观察，但是事实上就像孙萍老师之前说的，情绪劳动最大的承担者很多都是从事服务业的基层劳动者，比如说家政工、小时工、保洁员、服务员等，所以也想请老师们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分享一下对于基层劳动人员，尤其是女性的情绪劳动处境的观察。

孙萍：我在调研中观察到，女骑手的情绪劳动没有特别明显，而且情绪劳动对于女骑手来讲是一个优势，因为她们在体力、时间这些生理方面是不如男性的，所以当她能比较周到地为顾客提供服务时，就更不容易获得差评。如果我们谈阶层的差异，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第一个是家庭的层面，比如夫妻关系或者是家庭生活中，如果是传统男女分工家庭，情绪劳动肯定会压在某一个人身上；第二个是市场层面，包括身体的管理和情绪的管理。身体的管理，比如我们在调研家政工时，ta们有一个行规，就是最好不要在顾客家里上厕所，这其实是一种身体的政治。在情绪的管理上，除了面临与白领阶层相同的情况（需要唠叨，需要掌控家庭），还有一种阶层的差异。对雇主说话时，其实有非常明显的上下级关系，或者说有非常明显的阶层差异化，所以ta在跟你说话的时候，是要做非常多的情绪劳动的。调研中有一句话让我特别有感触，ta每次都用“像我们这样的人”来把自己圈出来，我们是一类人，ta们又是一类人。所以无论是时间、空间还是身体，其实显露在我们社会当中都是一种阶层性的差异。

安超：孙萍老师讲的是数字时代劳工的情感劳动，我要讲另外一个群体，就是被数字时代抛弃的一群人。家政工、小时工、保安等职业里有一群人刚好是快要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他们非常不了解数字产品和数字技术；还有一些在家里帮年轻人带孩子的老人，和带完孩子被儿女小家庭抛弃到城市里打工或者留守的空巢老人。在这个一切都要提前线上抢票、预约的技术时代，我们走得太快太快了，已经把这些群体甩出了正常的生活轨道，这个时代能不能给他们预留一些传统的空间？比如，各大医院、各种办事窗口、各大博物馆艺术馆能不能为不擅长数字操作的弱势群体留下一条绿色通道？

周雯静：我说说我生活中遇到的、感受到的事。最近我在上海做一个展览，当时主办方问我展品快递运输过去的时候能不能包一个货拉拉，我说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司机是女性。主办方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女性司机，我们一起搬运作品时她突然开始问我：“刚刚我搬的是《节育环》吗？”我很震惊。她一路上就给我讲述了她三次配环取环的经历、生病的经历、她和丈夫的关系等等。其中她遇到的最大困境仍然是和医学相关的问题，她遇到了很多疾病，特别是妇科类的疾病，但大医院复杂的就医经历让她退却，她就在网上查，但我们都知道，现在一旦在网络上搜索某些症状，就会出现很可怕的疾病名称。这件事其实是增加了无数的情绪负担的，但是我们仍然没有能力把这么多的医学知识去科普到民众当中来。顺着医学我还想延伸一下，关于情绪劳动，最终容易导致的就是和情绪相关的疾病。比如生活中如果经常生气，对女性来说最普遍可能引起的一个疾病就是乳腺增生，甚至发展到乳腺癌。2020年全球乳腺癌新增患者为226万，已经是全世界肿瘤第一位了，在中国，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每一年的新增发病率大概是41万左右。我觉得就像我们说家务劳动要争取工资，那么当我们说情绪劳动的时候也可以把乳腺结节当作一种工伤，它是劳动，所以它引起的肯定是工伤（笑）。

03即使我们觉察到但身体已经被驯化了

青青子：其实情绪劳动不止如字面上所说，是情绪的管理，它也是对身体非常密集的控制，就像霍克希尔德在书中提到的，空乘人员不仅是要面带微笑，ta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是要严格管理的。从这一角度也想请三位老师聊一聊，情绪工作到底展现了怎样的一种身体的政治？

孙萍：福柯讲身体政治的时候，是从最开始的生命的政治讲起的。生命的政治就是说，比如君主制的时候，作为一种惩罚，君主可以让你死。随着人口管理学技术不断先进，医学技术也非常高超了之后，对于人口的管理变成了什么？让你活，我要让你活着。为什么？因为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原材料和劳动力，只有你活着，你才能为社会贡献价值。这是一种非常彻底的批判了。

身体的政治则没有动辄生死那么夸张，但它从一个非常公开的场面变得私密化了。像福柯讲规矩与惩罚时提到，以前的人被处以极刑，包括中国古代在菜市口斩首示众，欧洲中世纪公开用马车将人四分五裂，这些都是一种展演性和表演性的政治。这个残忍的过程就是为了让大家都看到，以展现权力的威严性。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各种监控的机制，包括整个管理流程的组织化和细腻化之后，对于身体的掌控其实变得越来越隐蔽和私密。

回到我们现在今天讲的情绪劳动，也是在私域的场合中变得越来越多，而在公共的场合中变得越来越少，这是我的一种感知。具体来讲，可能最多还是表现在服务业，现在无论是你去按摩、去看直播带货、去看舞台剧、去餐厅吃饭，越来越多的身体政治可能都是定向、定时并在特殊的空间内经过一定处理，然后展现给你的。

另外，身体的政治也在变得职业化，所谓职业化其实是一种夹杂了商业化和市场化的东西。比如网约车，快车和礼宾专车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就是后者的司机可能会更加礼貌，乘客很着急的时候，他会一路安慰，提供情绪劳动价值，这也是身体的政治的体现。

安超：身体政治，举个例子，男性与女性的坐姿就是非常典型的表现。比如男性更容易张开双腿大喇喇地坐下，而女性往往双腿紧夹端正坐下。身体形态背后都有一套不自觉的文化规训在起作用，即使我们已经觉察到，但身体已经被驯化了，不得不无意识地遵从一套文化符号、一套价值观。就像女孩子被要求坐姿优雅、要淑女，不能袒胸露臂一样，背后是一套女性耻感文化在支配。虽然我也会有性别意识反思，但进到公共场合，我还是带有很深的羞耻感，包括面对镜头，我都很不自在，为什么？明明特别喜欢真诚自由的表达和互动，但内心还有一个小剧场在上演，一些潜台词不自觉冒出来，就是从小到大作为女性被规训的一些话，比如“不要抛头露面”，比如“不要出风头”，比如“口开元气散、舌动是非生”等，两股力量在撕扯我，让我很难非常自在地去表达自己，我的身体会有局促感。这就是身体的政治。

周雯静：其实我的整个创作体系和母题，受福柯的生命政治影响很大。这是我的另一个作品，它的缘起是我在网络上搜索“孕妇照”的图像，发现出现的大多都是完美无缺、曲线漂亮的，连皮肤都平细、光滑。可是关于怀孕当中可能出现的精神上的问题，激素分泌的不正常，以及生完小孩之后身体和精神会出现的问题是没有人谈及的。也就是说一方面完美化它，一方面又是神秘主义——完全不提它。所以我当时创作了12个没有头、没有手、没有腿，没有一切可以标识社会身份和个人身份的女性的躯体，使用了洁白无瑕的石膏，创作的人体也是完美的曲线，石膏是有吸水性的，我把它放在了一种荷兰的墨水里。

这是我“红色”系列的第三个作品。“红色”的第一层隐喻就是血液，因为流血是女性在生物层面上最频繁的一种经历，无论是每个月的经期，还是生产、疾病，血都是常见的，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个作品有意思的地方是，它刚开始放进去的时候特别美，然后开始吸水，变成粉红色。可是一个月之后，它就变成了这样。因为石膏在吸水——干——吸水——干的过程中，表面会呈现一种黄色和白色的分泌物，那一块块的斑点也是偶然呈现出来的。

作品在展览时有很多人说“怎么这么暴力”，但其实当我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内心已经有一个隐隐约约的想法：在这个作品中的红色，绝对是远离美学的。

04情绪劳动总是性别为“女”吗？

青青子：就像刚才几位老师聊到的，我觉得情绪劳动这一概念，它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女性主义的议题，在这本书里作者却提出，情绪劳动不应该被视为女性议题。三位老师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安超：我当然反对把情感劳动仅仅作为女性议题。它是超越性别的议题，而是涉及众多弱势群体的问题，因为从事情感劳动的群体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女性主义未来的发展，一定是要跟男性联合在一起的，它不是一个敌对的过程，而是互相理解和联合的过程。

孙萍：嗯，我特别同意安超老师，这也是为什么开始很高兴活动有男性参与，因为只有他们的参与，这种改变才能开始。另外，情绪劳动可能不是跟女性绑定，而是跟女性气质绑定；它不是排斥男性，而是排斥男性气质。所以要反思和推进我们对情感劳动的认识，就要去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形成机制。男生和女生在理解一些事物的时候，可能确实有思维逻辑上的不一样，在这种语境下，其实男性也会付出非常多的情感劳动，他们的这些贡献同样需要我们去注意。

青青子：说一点不一样的看法。在我看来，女性在职场上总被默认为是要更多承担情绪劳动的角色，比如如果我不做情绪劳动，直接流露出表情和意见的时候，周围的人在背地里对我的评价（可能）就是我是一个非常难搞的人；而如果做了情绪劳动，笑脸相迎，他们又会觉得你随大流，没有独特性和领导力。而如果是男性，他一旦承担了哪怕一点点情绪劳动，我们就会觉得他与众不同。所以撇开学理的讨论，我觉得情绪劳动的提出就是把女性这种两难的处境——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家庭领域——摆到台面来讲。

安超：这就引出情感劳动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解就是，男性的情感劳动更多时候是有偿的，而女性的情感劳动更多时候是无偿的，两者之间有质的区别，不能只用量来衡量。在量的背后，还有报偿的不平等。男性的情感劳动在公共领域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奖赏，比如加官晋爵、升职涨薪等等这些方面，他可以放在公共领域、放在市场交换，而女性的情感劳动无论在家庭还是在职场都很难被看见，甚至被贬低，最重要的是它大多情况下是没有被议价、定价的。

青青子：最后请老师们从个人的经历出发，和读者分享一下你们曾经可能在职场或者在家庭当中遇到过的情绪劳动的困境，以及你们是如何摆脱的。

周雯静：书中有一句话，说“学术圈是老男人的俱乐部”，好像确实很多领域都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艺术界，谁拥有书写中国艺术史的权利，谁拥有批评的权利，谁拥有判断你是不是艺术家、你的作品好不好的权利，大家都心知肚明。其实每一年进入艺术类院校的学生，女性占绝大多数，但是最终成为艺术家的女性屈指可数，特别是30岁以上的女性艺术家，非常非常少。

安超：有时不是不愿意去做情感劳动，而是做学术的那种脑力劳动，跟情感劳动是有一定冲突的。你的精力要更多放在专业层面，阅读和写作的时候需要大块专注的思考时间，我就很难抽出精力去觉察和照顾别人的情绪。更何况大量职场、社会的情感劳动，不是基于关怀伦理，不是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而是接受一种等级服从的测试，如果要把大量时间放在这样不平等的情感劳动上，专业劳动就几乎无法进行了。“情感劳动”特别有意思，很多时候它跟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可能是交叉在一起的，但又有相冲突的时候，这时就要做一定的取舍。

第二个困境是，我的作品会被一些朋友喜欢，也会有很多反对和批判的声音，尤其是做质性研究、做自我研究，常常被诟病为“诉苦研究”“苦难文化”之类。这种情况下，你的信心会有所折损。怎么办？我一直反复看《如何抑止女性写作》这本书，里面讲男权世界对于女性作家泼的冷水、脏水——“她写了，可是她就写了这么一部作品”，“她写了，但她只有很少的存在感”“她写了，可她是个怪胎”“她写了，但……”，通过更有力量的女性榜样的作品来帮助自己反思和恢复力量。生活中与充满善意的女性榜样在一起，与智者交谈，去学习她们的为人处世。另外我会做一些家务、摆弄花草、运动等，这些轻体力活动会让人变得非常平静。但总体来说，要克服负面的情绪劳动所带来的内伤，都是很艰难的，因为这不是个人困境，最终是要改善女性的社会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