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雪红|谁之环境？谁之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的议题与难题（父权制与资本积累）书评-尊龙凯时登录首页

20世纪后期的生态危机、贫困女性化、种族压迫加速是工业资本主义父权制所产生的难以避免的恶果。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以抽象化、普遍化的“环境正义”与“可持续发展”掩盖了生态运动中主体的多样性，遮蔽了现实生活中差异的利益主体，从而无视作为弱势群体的女性已经参与并为多种形式的环境正义运动和持续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在21世纪，性别平等、环境正义与可持续发展间的关系，是生态女性主义者亟需关注的新议题与新难题。

生态女性主义者以性别平等、环境正义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等为多重目标，对男性导向的西方科学思想支配的发展实践进行了批判，力图把环境正义运动的议题和重写可持续发展的难题整合在一种阶级规划中。当前，生态女性主义面临的新议题与新难题是努力寻求更具全球视野的解决办法，强调不同种族、地域、性别、阶级等因素的不同主体的需要，发展出一种更具现实性、批判性的框架，既能消除性别不平等、解决生态条件进一步恶化的问题，又能迫使资本主义朝向生态健全和全球正义方向发展。

一、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议题与难题

现代生态革命的先驱者之一是蕾切尔·卡逊（rachelps carson），她的《寂静的春天》（1962）一书开创了现代环境运动的风潮。在20世纪70年代，印度北部的抱树运动（chipko movement）成为最著名的环境行动主义和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的实践典范。chipko来自印度词汇，原意是“拥抱”，这里指印度北部村民的一种行为，她们大多是女性，她们抱着大树不让进行商业性的采伐。这一运动引起经济、政治、环境、女性主义和伦理上的关注，开启了重新思考生态可持续性与经济发展的新道路。此后，生态危机、环境议题与女权运动之间相互对话与支持，发展出丰富的实践经验与理论资源，促进了生态女性主义的兴起。

生态女性主义一词是1974年由f·德·奥博纳（francois d’eaubonne）在《女性主义或者死亡》一书中创造的，她认为女性有潜力可以解决今天整个地球所面临的生态危机（ecological crisis）。r·卢瑟（rosemary ruether）则是第一个涉及生态问题的女性主义思想家。她认为，生态问题是女性主义者的问题，“女性们必须看到，在一个以支配模式为基本的相互关系的社会里，不可能有自由存在，也不存在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她们必须将女性运动与生态运动联合起来，以展望一个崭新的根本的社会经济关系及相应的价值观”。英内斯特拉·金（ynestra king）1980年与一批有识之士合办第一次生态女性主义会议———“女性和地球生命大会：20世纪80年代的生态女性主义”，在美国的安赫斯特（amherst）举行，有600多位女性参加，正式标志着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早期的生态女性主义代表有查伦·斯普瑞特奈克（charlene spretnak）、苏珊·格里芬（susan griffin）、玛丽·戴利（mary daly）、卡洛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等人。

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不但内容激进而丰富，而且实践取径也多元化。生态女性主义者积极参与反核、社会生态学、生物地域主义、地球第一、绿党、动物解放、环境正义、可持续发展等诸多运动，其中较著名的人物有：注重分析女性和自然如何互相关联的社会学家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哲学家薇尔·普鲁姆德(val plumwood)、卡林·j·沃伦（karenj.warren）；研究西方科学与资本主义如何影响第三世界农妇生存策略的历史学家范达娜·席瓦（vandana shiva）；基于新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社会主义/唯物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者爱利·凯·萨勒（ariel kay salleh）、玛丽·梅洛（marry mellor）等人。

生态女性主义的主要流派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性。自由生态女性主义（liberal ecofeminism）认为女性也能像男性一样（或超越男性），对环境改善、自然资源保护、及更高品质的人类生活有所贡献。文化/精神生态女性主义（cultural ecofeminisim）认为女性本质上与自然是密切联系的，传统女性美德能够培养更少侵略性、更能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站在反科学、反技术的立场上，通过复兴古代崇拜女神、月亮、动物以及女性生殖系统的仪式，赞美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socialist ecofeminism）使再生产（reproduction）范畴而非生产范畴，成为一个正义的、可持续的世界之观念核心。

生态女性主义的基本议题如沃伦所言，相信“在统治女性与统治自然之间有着重要的联系”。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坚持女性本质主义，将女性和性别关系自然化，庆贺和重新估价女性和自然的联系，提倡关怀伦理（an ethic of care）。但其他一些生态女性主义者则反对将女性与自然相联系，不愿意接受所谓存在特别的“女性式”（womanly）来理解、体验和评价世界。她们担心，承认了女性比男子更靠近自然会强化独裁和支配的逻辑。普鲁姆德指出：“一种流行的当代绿色女性主义赋予了妇女们另一套美德：爱心、哺育力（nurturance）、善于合作、亲近他人和自然。而女性的生育能力则被认为是这些美德的基础。这一理论将女性的‘家中天使’（angel in the house）形象替换成了‘生态系统天使’（angel in the ecosystem）。……‘生态系统天使’的神话，无论在个人层面还是文化层面，都只能算是对女性特质的一种简单化肯定（affirmation）”。普鲁姆德自己就拒绝承认这个神话。英国学者西塞尔·杰克逊（cecile jackson）在“激进的生态神话：一个性别视角”的文章中，批判了生态女性主义的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倾向。生态女性主义把女性爱心与母性紧密联系，从感情和精神上理解女性本质，强调女性本质上具有爱心和关怀的品质，却忽略了从性别视角对发生在第三世界女性身上的性别利益和对待环境的温和行为之间的冲突进行分析，即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梅洛则“从一种女性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反对任何一种非历史的生物性别或是人性本质普遍性的宿命论论调。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断言，制约人类发展与创造性的明显因素，在多数情况下真正说来源自于社会性的构建，而非生物学的构建。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与经济生产方式中，能够设想的制约因素要么将采取不同的形式，要么它们可能看上去或者根本就是不相干的。况且，最为重要的是，既然它们是社会性地构建起来的，那么它们就可以社会性地加以改变———它们因而就不是‘本质性的’”。

总之，把女性与自然等同起来，生态女性主义就有可能被用来加强传统的父权制假设，并将女性置于被动的和没有行为能动性的境地。针对生态女性主义的这一核心难题———本质主义的问题，解决方法是：首先，创建一个联盟并强调女性与自然的政治行为主体。斯特西·阿赖莫（stacey alaimo）指出：“尽管生态女性主义试图重新阐释女性和自然之间的古老联系，以使她们共同参与这场双方都有益的斗争，但是，生态女性主义确认的许多联系可以很容易被利用来支持父权制的资本主义和对‘他者’的统治……通过将女性与自然构想成政治同盟，环境女性主义强调女性作为政治积极分子是何等的重要，并且强调自然的主体性。关注女性与自然能动的主体性，有助于让环境保护主义坚守在政治舞台上，而且可以反对将大自然据为己有……因而通过打破自然和文化的分解来削弱统治的体系”。其次，生态女性主义者不能只从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更要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处理生态危机，将女性与自然的关系置于历史变迁与女性社会地位改变的背景之下，才能走出本质主义的困局。詹妮特·比尔（janet biehl）在《反思生态女性主义政治》一书中激烈批评生态女性主义的唯心主义倾向，认为其过分强调女性与自然之间的神秘联系却忽视现实世界中女性的实际生活条件。在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者看来，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的主要错误是缺乏物质的和历史的分析。比如，“抱树运动”作为女性保护环境自发动员的例子，它强调了运动的女性主义品格和行动背后的利他主义动机。然而被低估的是，对导致抱树女性实施环保行为的物质条件和历史条件的分析。因此，抱树女性被视为保卫一种落后的伦理经济。杰克逊指出：“农村女性的环保抗议，不能与其生计体系相脱离，因为受威胁的资源意味着受威胁的生计（subsistence）。这就能很好地动员女性们去抗议，但既然这种伦理经济自身充满着性别不平等，所以这样的斗争对于女性来说并不必然是进步的，她们也不是由环保主义推动的。”

虽然生态女性主义陷入了本质主义的困境，但这种重建家园的行动，则应该予以肯定。生态女性主义同时为提高绿色意识、拓宽绿色运动的议题与议程等做出了重要贡献。有些生态女性主义者尽管认识到了本质主义的局限性，但还是朝着将本质主义与唯物主义视角相结合的方向发展。在21世纪，生态女性主义的实践与理论发展蕴含着二种新的向度：一方面，通过积极参与环境正义运动，凸现女性的主体性，为女性公共参与政治开辟了一条新路，并有助于形成一种理解积极的女性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新方式。另一方面，通过寻求新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生态女性主义向着平等与正义社会的实践目标迈进，以改变生态与发展的危机。

二、生态女性主义的新议题———女性是环境正义运动的主体

环境正义运动（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的诞生可追溯到1982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所发生的反对有毒废弃物被不成比例的置放于非洲裔美国人的家园的运动。在美国，有毒垃圾填埋处选址的最佳标志之一就是低收入群和有色人种居住的地理集中区。这种倾向于把环境负担最大限度地加于处于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的现象被称作“环境歧视”，这是环境正义运动产生的深刻原因。“环境正义运动因此把人的生存问题，特别是把穷人和边缘人的生存问题置于其关注的中心。……意味着环境正义运动把生态与社会正义目标以非常独特的方式联系起来了”。环境运动的目标不只在污染“不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更是“不在任何人家的后院”（not in any body’s backyard）。

何谓正义？正义一般等同于平等和公正。罗尔斯（john rawls）认为正义是指分配的公正性而言（即分配正义，distribution justice）。他希望通过社会的再分配或补偿程序，使得社会成员，尤其是弱势成员，能取得较平等的地位。而环境正义主要反对的是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环境非正义，主张消除贫穷、共享资源的可持续、妥善处理废弃物并反思民众的参与权利等。环境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没有环境正义就不可能有可持续发展（反之亦然），更不可能有社会正义，它使社会正义与可持续发展概念成为可能。

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出现的一个新议题或新政治概念，环境正义的内容是多维度的，不是单一信念的。但是，谁之环境？谁先牺牲？谁负代价？以及代价是多少？这些都是有关环境正义的基本问题。环境正义运动的兴起却显露出许多环境的主流运动未能结合阶级、种族、性别不平等等问题。而实际上，环境正义包含有边缘性、被忽视的种族与女性等社会议题，其议题应该扩大地去讨论社会的不均与差异的显著性存在。女性是环境非正义的最大受害者。环境正义运动通常也是妇女运动。很多生产条件的毁坏对女性的影响尤其明显，而且导致了阶级与性别关系的重构。女性参与了环境正义运动，捍卫了自身的生产条件和女性的身份。但人们对女性在环境正义运动中的贡献视而不见。因而，生态女性主义者重新思考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希望把环境正义斗争和性别斗争整合在一起。

首先，女性主义者除了强调“分配正义”的理念，还强调“参与正义”（participatory justice）的精神，这是一种民主的决定过程，是公民参与权利的一种思考与行径。女性只有通过上升为一个新的环境正义运动的主体，才可能建构一种基于性别平等基础之上的社会正义模式与一种积极的女性公民身份。

历史上，在不同时期和地区，女性被拒绝待之以正义，在于她们不被看作是正义的主体。实际上，无论是环境正义运动还是环境的主流运动，女性都是一支重要的力量。例如，1981年9月在英国，一群女性驻扎于美国空军基地外，抗议美国部署巡航导弹，形成格林汉姆康芒和平营（greenham common women peace camp）。和平营大多由女性组成，她们把基地9英里的周边范围包围起来，反复封锁进入基地的道路，并且冲进基地，在导弹发射井和飞机跑道上跳舞。这种非暴力斗争的持续时间超过了10年。和平营的成功之处在于强调“女性式”和“母亲式（motherly）”的参与。

世界上许多地区的环境运动都是由女性所主导、较多女性参与的，她们认为其所参与的环境正义运动是她们的使命。这是因为，女性经常承受着比男子更大的环境负担。大多数类似的环境不正义的例子中，由污染物、杀虫剂和毒素暴露引发的潜在伤害不成比例地落在女性和儿童身上。许多研究显示，一方面，孕妇与小孩对于环境有最高的敏感度，而一般说来，当小孩子的健康受到影响或威胁时，往往也是母亲必须付出最大的心力来照顾；另一方面，开发中国家生态的破坏，尤其森林砍伐、兴建水库、单一化作物引起的生态破坏等，对于女性的生计与生命往往造成最严重的负面影响，因为它们破坏、剥夺了女性的生计以及维持家庭日常所需的来源。因此，女性更加适合于参与环境正义运动。相对其他环境团体，女性也更能代表环境正义运动的劳动者、组织者与教育者。

通过积极参与环境正义运动，女性由所在的基本生活空间和责任所属的私人领域（例如回收和再利用）进入了男性所属的公共领域（参与社区事务和做出集体决策），与公共空间中其他公民进行互动，并有责任地、有道德地行动，这样就削弱了私人领域中的父权制权力，拓宽了女性进入公共空间的路径，为参与绿色政治开辟了一条新路，并有助于形成一种理解积极的女性公民身份的新方式。公民身份是一个多元的概念，主要涉及公民的权利、责任、参与和认同。没有这种对完整公民身份的要求，女性作为差异主体将永远无法被完整地肯定确认。生态女性主义的公民身份必须要具有民主的政治生活和性别平等，否则环境可持续性发展也是无法达成的。

其次，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和环境正义运动间的差别值得思考。二者之间存在着潜在冲突：一方面，二者目标具有共同性，尤其是对社会经济结构中之利益分配的反省与社会公义的主张。“借由强调种族、性别与阶级范畴，环境正义运动几乎等同于由政治主导的生态女性主义运动，后者指出控制女人与控制自然之间具有令人担忧的联系；两者都呼吁要结束一切压迫，都指出资本主义体系是环境破坏的主要来源之一，都看到剥削自然环境与压迫他者的关联，对两者而言，人类是生态整体系统不可或缺的部分，双方最后都致力于变革社会”。另一方面，二者目标具有差异性。“这两场运动最主要的差异在于其关注的焦点。环境正义运动的成员对政治运动的涉及相对而言更直接，而生态女性主义关注的性别层面又并非其主要的关怀对象。它们都受人类中心的关怀鼓动，然而并没有忽略生态中心的理想。它们对环境论述的主要贡献是激进地扩充环境这一词汇，使之包含人类与其社群，也包括城市。借由指出环境中无所不在的毒害元素，它们敏锐地察觉到超越族群与阶级限制进行结盟的必要”。两者对急迫的环境问题都没有单一的解决方式。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一开始并不主张是环境正义运动的一部分。

生态女性主义者最初强调性别、物种、性取向，环境正义论者最初则强调种族和阶级。两者的理论发展都接受了一个声称不会偏袒任何分类分析的交叉方法。但是生态女性主义者强调了压迫女性和压迫自然之间的联系，是以牺牲种族和阶级为代价的。生态女性主义运动不仅与环境正义运动中的女性草根行动主义，而且与南方国家中的女性可持续发展运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比如，由于环境正义运动特有的草根性，土著居民社区里的劳工阶级和非裔美国人的女性在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她们并不认为自己是生态女性主义者，她们对环境正义的分析是主要站在阶级和种族的立场上。

可能有人认为，生态女性主义者和环境正义活动家会视对方为同盟，“因为生态女性主义者反对所有形式的等级和统治，而环境正义论虽然最初是由领导层或学术界的男性阐明的，但总归是一个以基层女性为主的活动。显然，二者的合作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即使生态女性主义中的经济学精英如沃伦和席瓦一直在寻找一种方式来命名生态女性主义和把基层女活动家的作品理论化，然而，由于种族和阶级特权以及实践的原因，生态女性主义能够成为一个理论和运动主要是由于这些活动家的促成。“因为她们中很多人本身就是学者和作家。生态女性主义者往往是第一世界、白人、中产阶级、素食主义者、女同性恋或双性恋等特性的结合体，而女性环境正义活动家往往是有色女性、工薪阶层、异性恋和/或杂食主义者，因此，对同性恋的厌恶和恐惧、物种歧视、阶级歧视、种族主义使她们双方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同盟”。

总之，性别平等在环境正义运动中对女性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但它不是一个脱离种族和阶级的概念。第三世界的女性行动者认为她们的身份与种族和阶级身份是一个整体的，其中种族和阶级常常占据着比性别更为重要的位置。尽管认识到自己是作为一个性别而受到压迫的，但她们对与社区里的男人分裂开来并不感兴趣。她们察觉到阶级意识、种族认同与环境议题之间的关联性。因此，西方白人中产阶级的生态女性主义者不能谋取与她们有差异的种族、阶级与性别群体的代表权和发言权，使之湮没在无差别主体的抽象话语之中。一个拥有广泛基础的、强大的环境正义运动必须结合种族认同、阶级意识与性别平等，以形成团结的政治。

三、生态女性主义的新难题———女性如何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主体？

自从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布伦特兰（g. h. brundtlan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以来，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即成为国际社会上制定环境政策的最高指导典范。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旨在实现经济发展、生态平衡和社会正义三大目标（即三e:economics，ecology and equity）。可持续发展最核心的课题在于环境，因为没有环境的可持续做基础，任何发展都是奢谈。但发展是什么？发展是否应当被理解为经济增长？发展的社会是否是一个好的社会？

批评家指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有缺陷的、潜在的陷阱概念，它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挡箭牌；因为它会鼓励维持人类社会非正义的现状。马克思主义早就揭示出，“资本主义从根本上来说不具有可持续性。它骨子里就具有内在矛盾：其本色就在于对自身的毁灭，以及造成对构成其生产资料的自然环境的毁灭”。可持续发展要求将人和自然置于利润之前，这是资本主义做不到的。资本主义制度是我们面临的大多数环境问题的根本原因，也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大障碍。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对于污染问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把它们移来移去。“生态社会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也把当代环境滥用的原因归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以及它的运行所必需的制度与世界观。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环境不可持续的发展内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之中。因此，要想终止环境的不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消除资本主义并代之以社会主义”。总之，资本主义不只在经济上不可持续，它在生态和社会上都是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经济是环境破坏的根源，可持续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幻想。

那么，对女性而言，何谓发展？谁之发展？发展如何发现女性？又如何能促其发展？丹麦经济学家埃丝特·博斯拉普（ester boserup）在其著作《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1970）中特别关注第三世界妇女可持续发展不足的状况，第一次指出了现代化和科技只关注女性生活的生产层面，而没有认识她们的再生产角色，并提出女性参与发展（women in development，wid）的观点。wid的核心概念是将女性纳入、整合入现存的发展概念中。至20世纪70年代中叶，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wid计划是资本主义扩张的策略工具，她们将关注的焦点转移到女性和发展（women and development，wad）以及具有重要意义的女性劳动上。20世纪80年代，性别与发展模式（gender and development，gad）形成，这个方法更重视女性和男性被赋予的角色和其对性别关系以及全球不平等的影响，但它仍依赖于现代主义的发展模式。

当然，发展并非不可为，重点在于该发展什么，以及发展的结果能使谁获利？让女性融入发展———但是什么样的发展？生态女性主义如何对女性与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中的矛盾性与可能性作合理理解？

首先，第三世界妇女不仅被可持续发展所“忽略”，而且被主流理论认为是发展的主要障碍。而实际上，生态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才是可持续发展理念———一种维持和保护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发展方式———的力量和创新的源泉。麦茜特在其著作《自然之死》中将发展研究纳入生态女性主义的话语，转变为女性、环境与发展（wome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wed）观点。至20世纪90年代，一些土著妇女的环境运动表明，要关注第三世界妇女的生活经验与生活环境。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里约热内卢，1992）的《21世纪议程》，将来自“北方国家”和“南方国家”的1500多名女性的思想和价值观收集到一起，认可了女性在环境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作用，并确定了在女性的帮助下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其次，生态女性主义者指出，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非是一个“性别中立”的概念。关于发展的主流理论是从男性的角度对“发展”下定义的，它忽略了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的女性在发展过程中与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的联系。席瓦认为西方经济制度是一种阳刚式的发展（maldevelopment），不但增加了性别歧视的思想，而且加深了生态危机。席瓦批评阳刚式的发展是不正义、剥削、不平等以及暴力的根源，它加深了父权思想中对女性和自然需求的忽视以及自我利益的追求。席瓦指出阳刚式的发展的意义在于gnp的多寡，但是各国gnp的计算否定了自然和女性付出的价值。于是第三世界的女性纷纷投入生态运动来挑战发展导向的父权观念。

那么，如何解决在现代社会中第三世界妇女可持续发展的不足？她们如何才能成为发展理论和实践的主体而非客体？面对这一新的难题，文化生态女性主义者希尔卡·佩蒂拉（hilkka pietil'a）希望通过一种“女性文化”所提供的可持续发展的现实与哲学指导方针，把女性与自然、母亲与地球结合在一种协作关系之中。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生态女性主义者在理论上的洞识，是将女性和自然的亲密关系与她们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席瓦也把资本主义产业化农业描述为“食物生产的男性化范式”。席瓦从女性在生态运动贡献的实例认为：要遏止生态危机必须先回复女性原则。20世纪后期的生态危机是“男性”价值观和行为造成的难以避免的后果。这种极具破坏性的父权主义的基本原则融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观念中，即认为男性代表的是“人性和文明”的领域，而女性、原住民、儿童、动植物等则扮演了“自然”的角色。因而，环境的培育取决于重新把女性原则作为人类事务最重要原则。在自然和社会中尊重生命时，重新找到这样的女性原则看来是将来唯一的出路。然而，批评者将文化女性主义抨击为去政治化的和反理性的。而席瓦有关为建构其女性主义原则的描述有着很大的问题：女性被本质化为一个统一的范畴，不受阶级、地位、年龄、等级地位等因素的影响，是明显的生物决定论。

社会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者梅洛认为，必须发展出一个唯物主义的劳动概念，建构一种对环境批判的唯物主义理解。在工业化过程中，生产劳动是不可避免的“工具性的”。而“再生性劳动和使用价值的生态适量领域对于经济学来说比交换价值生产领域更重要。……它是一种基于劳动的立场，而不是基于比如妇女‘更接近自然’或‘优于男性’的意识形态或社会生物学观念。同样，作为一种历史性主题，生态女性主义也不是一种像‘完美的女性’和‘高尚的野蛮’那样的唯心主义赞歌，就像辩护性的发展研究者可能指称的那样。我们主张的具体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基于人们处置感知人与自然关系的日常经历。同样，它也拒斥所谓富足和后物质主义价值导致了环境意识的自我慰籍式的自由主义论点”。通过质疑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学理论的“生产”范畴，一种唯物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分析重新反思了以往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过程，使之更关注地方的不同条件与需要，更多地面向女性。“唯物的生态女性主义的目标是克服对生产和再生产的传统排序和理解。一种扩大的、包括生产在内的再生产观念，将意味着再生产的标准（包括生物条件，但不由生物条件决定）而不是生产的标准，是人与外在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主要调节标准。只有使生产与再生产重新统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能够超越有瑕疵的性别区分和资本主义的生态逻辑，因为它们造成了对经济、生产、自主权和自由的错误理解。”梅洛“试图修正或是‘重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成为一种社会主义的生态女性主义。她辩论说，如果我们获取物质生活的自身组织方式（生产关系）在型塑社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的话，那么，我们从物质上组织自身以作为一个延续下去的物种的那一方式（即生殖关系），也必定是如此。‘假如生存方式产生出一定的社会关系以及特殊的意识形式，生殖方式为何就不行呢？’”

不过，以上生态女性主义的批判可以成为型塑人们反省人与自然关系之思考模式的力量吗？因为，生态女性主义发展至今最大难题便在于其虽正确地指出问题的根源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发展与生态的维护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却提不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替代方案。一些女性主义者指出，一方面，要正确评价代表下层群体经验的特定知识系统，质疑占统治地位的发展话语；另一方面，必须以“自下而上”的视角看待可持续发展，本土地、具体地考察第三世界女性的生存策略，才能制定出可持续发展的计划，以消除第三世界贫穷的全球经济与实现社会正义。因此，当面临可持续发展的这一悖论时，生态女性主义的当务之急是解构“发展”并重写可持续发展议题。比如，唯物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者萨勒提出了联合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环境主义和土著运动的三角策略。萨勒认为男性/女性=自然的相互关系和资本主义父权制，深嵌于1/0的逻辑密码，1意指现在或行动，0则代表着缺席或是被动。从萨勒的观点出发，1/0密码不仅存在于真实的物质关系，也可用于文化和意识型态的思考。萨勒指出，西方世界的妇科专业、试管婴儿、代理孕母、生物科技等，都是1/0的心理状态，这种状态致力于控制女人与自然，同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相接合，必须拒绝这种错误的霸权和改变这种不平衡的关系。由此看来，如果不推翻资本主义统治阶级，所有的环保措施都是不切实际的。要想完成这项任务，必须把反资本主义、反人类中心主义、反男性中心主义与反种族主义等社会运动联合起来。

本文引自：

戴雪红.谁之环境? 谁之发展?——生态女性主义的议题与难题[j].妇女研究论丛,2012(02):7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