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的事 原文摘录-尊龙凯时登录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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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开始把小李排除在照片之外时，我觉察到，我认识的大多数家庭似乎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我以前的同事、邻居，以及我通过小区宝宝群认识的父母——他们晒的照片里都没有保姆的脸。
他们都说过这样的话，比如“习阿姨跟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这听起来既温馨又充满爱意，仿佛阿姨们不是劳动者，而是血亲或义工。但是照片不会说谎。如果你想了解弥漫在家劳动中的矛盾心理，请查看照片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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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使用下列几种方式描述家政工人：她们是毫无内疚感的家庭所做的必要性财务投资；她们既精力旺盛又天真纯朴，是无情、无知的富人残酷剥削的对象；或者——我得说，这是最阴险的说法——她们“亲如家人”。女性的基本经验永远被简化成最粗浅的漫画。生孩子就是一通尖叫。月经是血。家务劳动是一则童话：灰姑娘被无情的继母欺压，但终有一天梦想成真，她成为和善的公主，手下的仆人微笑有礼。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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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个女人，所以很容易就能消失。当男人们在墓地为祖先烧纸钱时，她留在家里做饭。她把最肥美多汁的食物分给男人们。这个家庭的女人只吃剩饭。
她是个女人，所以可以消失在我们中间。世人总认为这是一件适合女人做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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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讨厌那些把病床弄得像笼子一样的护栏。他们把男人和女人隔开，把母亲和父亲隔开。我也想让汤姆察觉到这里的奇怪之处，但他不像我那样激动。即便意识到我们已经被隔开，他也并不介意。那些护栏的记忆会在我脑海里停留很多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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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他哭的时候，也就是说，几乎每次他发觉离开妈妈怀抱的时候，总有人好心地把他还给我。
“宝宝饿了。”
“他刚吃了奶。”
“可他在哭呀……”
谁能在这件事上争辩？看在上帝的分上，别让他哭叫了，把你的乳头塞进他嘴里。我们没有别的办法能让他安静下来。我的神经颤抖着、号叫着，直到他偎依在我的肋骨上，紧接着，乳汁像美味的麻醉剂，从我的血管里迅速而又确定地涌出来。宝宝严肃地看着我。他的眼睛是小而饱满的杏仁，小小的手指弯起来，伸手去取世界之物。在此刻，一切都刚刚好，每次都是如此。我轻唤着他的名字，就像碾碎手中的一片树叶那样碾碎名字里的辅音，心里想着，不知道我的头脑和躯体能否经受住这份绝望而又新鲜的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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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疼麻木了，浑身肿胀，但现在我的身体开始以令人痛苦的速度被撕裂。我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的髋骨自行扯开了。这种感觉让我想起绞架，想起被分尸成四段的中世纪倒霉军官，马朝着相反的方向狂奔，滚烫的鲜血喷溅到臭烘烘的尘土上。酷刑，死刑，欧洲历史——上帝！我不想满脑子净想着这些。我知道会有些撕裂和拉扯，但这种感觉更深入、更致命，而且痛得无法形容。我的骨架正在被拆解。我脑子里只有可怕的画面和一句咒语：我要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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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宝很轻，软软一摊，就像怀抱着一堆散乱的鸡骨头。当潮湿的空气触碰到他的脸时，他在座位上扑腾着，愤怒地号叫起来。轮胎发出沙沙声，霓虹灯在暴风雨带来的异常黑暗中闪烁。雨水的味道从汽车的缝隙里渗了进来，通风口呼出冷气。宝宝歇斯底里地大哭，我把脸贴在他的脸上，低声乱说一气。这是雨，这是天气，这是中国，这是世界。这是我对我的孩子们说的无数次话中的第一次，我能感觉到汤姆在倾听，但努力不去猜想，也不去关心我的伴侣对我的语言是何种态度。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一切就是如此，你见过像雨这么好的东西吗？它滋润着田野，我们吃的东西就是这么长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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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明白性别的冷酷现实。我已经对骚扰、家庭暴力、工资差别，以及外界对你的外表、笑容和谈吐那无休无止、令人疲惫的关注有了足够的了解。但在孩子出生之前，这一切基本上都是可以应对的——虽然并不理想，甚至让人愤怒，但都是可以驾驭的。
母亲的身份迫使我理解女性处境所带来的永恒恐惧。女性写小说、指挥军队、在银行业工作、做医生、探险或画画的比例不像男人那么高，原因很明显，但大家对此视而不见。过去我认为原因在于女性被禁止工作。
情况恰恰相反：几个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在昼夜不歇地做着所有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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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我们家的混乱和琐碎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在任何媒介上。人们通常使用下列几种方式描述家政工人：她们是毫无内疚感的家庭所做的必要性财务投资；她们既精力旺盛又天真纯朴，是无情、无知的富人残酷剥削的对象；或者——我得说，这是最阴险的说法——她们“亲如家人”。女性的基本经验永远被简化成最粗浅的漫画。生孩子就是一通尖叫。月经是血。家务劳动是一则童话：灰姑娘被无情的继母欺压，但终有一天梦想成真，她成为和善的公主，手下的仆人微笑有礼。
我渐渐意识到，我们的住宅是一个由职场妈妈构成的封闭景观。这是基本事实。为我工作的最重要的员工——那些改变我的思维、为我的工作扫清道路、将我的孩子当成心头肉来疼爱着的女性——是一群为了在城里工作、把自己的孩子留在老家、最终在我家落脚的农民工。我们编织了一张由妥协、牺牲和金钱组成的网，而这一切都围绕我展开——我的工作、我的钱、我想象中一对一公平贸易的乌托邦，但这种想象从未真正实现。
在我还是一名记者的时候，对于那些报道海外战争和其他人道主义灾难的女性，曾存在一些陈词滥调。他们过去常说——有时我们自己也常说——我们是某种“第三性”。当然，我们不会梦想成为男人，但我们也被免除了一些束缚——而我们所报道的女性仍然要受到这些约束。我们可以在街上露出面容，也可以在男女分桌的晚餐上和男人们同桌吃饭。也许一个永远不会和本国女人直接说话的指挥官会给我们一个采访的机会。在默认属性为雄性的新闻机构，与受到新闻事件影响的那些悲痛的母亲和忧心忡忡的妻子之间，我们充当一座桥梁。我们既和这些女人不同，又和男人不同。
不管我在一个选题上花了多少时间，不管采访会变得多么亲密，我和我所写的人之间仍然相距甚远。他们过着一种生活，我过着另一种。报纸的具体性和新闻的抽象性束缚着我。女性所面临的特殊问题并没有影响到我，我个人的挣扎也与我采访的女性无关。我只是从她们身边路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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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一段时间，大概是一年吧，你丈夫会成为这个家里的外人，”另一位母亲最后说，“就好像他都不住在那里一样。”
我盯着她。
“那，”我惊奇地说，“正是我的感觉。”
我这位同样做母亲的朋友三言两语就诊断出了我自己家庭生活的疾患。
汤姆成了家里的外人。
“你的书写完了吗？”几天后，汤姆问道。他的目光从电脑上移开，看起来像是一个满腹牢骚的学生，为了期末考试成绩，强迫自己在课堂讨论中发言。
“写了一点。”我想方设法让语气轻松些，“我还在努力找时间。”
“也许我们需要找一个比小李更好的人。”他漫不经心地说。
我惊恐地盯着他。
“你在说什么？”
“我们已经雇了个全职女佣，但你还要处理所有家务，这根本说不通啊。”
各种各样的反对声从我脑子里的所有角落一齐涌上来，立刻扑向我的嘴巴，它们互相碰撞，汇合成言语的攻击，在无望的咆哮中倒塌。
“问题是——”
我该说什么，该从哪里说起？对于维持我们清新整洁、供应充足的现状所需要投入的时间，汤姆一无所知。
他打断了我的话：“好吧，亲爱的——”
“等等，”我厉声说，“等一下。”
我捂住眼睛，用力往下按。
小李本应该给我自由，但她却变成了一个陷阱。
事实上，小李和我都在全力以赴地工作。我们购物，为大人做饭，为婴儿提供食物，打扫，洗衣服，当然，照顾宝宝还需要付出无休止的时间。
如果汤姆和我愿意住在一个脏乱的公寓里，或者多吃点外卖，那么小李的加入可能意味着一条我回到书桌前的捷径。但我们都是洁癖狂，汤姆很挑食，而且自打小李开始为我们工作后，他觉得没有必要再忍受邋遢的家庭环境了。
是的，我失败了，但不是像汤姆想的那样。我失败在没能很好地和丈夫沟通我真实的日常生活上。现在我不得不试试，但已经晚了，而且一说起话来我就按捺不住火气。
“不是小李没做好她的工作，”我终于开口，用力拉住声音的缰绳，这声音稍一放松就可能变成尖声厉叫，“只是要做的事情很多。如果她在打扫房间，那我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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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时也得做别的事情吧，比方说，我要洗澡。”仇恨的尖刺，句子的碎片：时间被打碎——我必须解释——他算老几，怎么能质问我？——他整天都在哪里？——如果他去公园散步了，如果他出去喝咖啡了——那他怎么还敢这样审问我——我永远不会——
我想用盘子砸他的头。
“你不明白，”我终于说，“你不是整天都在家里，你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事情要做。”
“是，我猜我确实不知道。”他刻薄地说。
现在我连杀人的心都有了。
“你应该相信我的话。你应该相信我。”我爆发了，“因为我做过你的工作，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你每天是怎么过的。但你从来没有做过这些事，而且我敢打赌你永远不会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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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对了，就在这里，上面还写着她的出生地（河北省，在北京的保姆里这是个很受欢迎的出生地，因为那里的普通话很纯正，万一保姆拿方言污染了宝宝可就坏事了）、身高（矮小）和体重（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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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等小李。她一做完晚饭，就会过来和马克斯一起呼吸新鲜空气，而我则会回到楼上安静的公寓里工作。在等待中，我爬上了这个小坡，因为不知道还能去哪里。
母亲、保姆和蹒跚学步的孩子在户外转来转去。一群大孩子的妈妈喝着红酒，在路边的咖啡馆发出一阵大笑。她们的头发保养得光滑如丝，身材很苗条，说话的声音太大。“这就像《欲望都市》里的一个场景。”我听到其中一个嚷道。而在孩子们中间，一场关于塑料铲子的争吵爆发了。一个保姆在斥责由她照看的哭闹的孩子。
我感到一阵疲倦和困惑：有了孩子后就必须参加这种活动吗？这看起来太糟糕了。
我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慢慢挪到操场上，不知道如何交朋友。其他的孩子很吓人，他们陌生又奇怪，对自己充满信心。我非常想加入他们，但不知道该怎么做。
后来我变得很擅长说话。我长大了，搬到新的城市，交了很多朋友。我的工作有一半是和陌生人聊天，但我不知道和这些女人聊什么。而且我痛苦地发现，相比于和一个自称正在写小说的矮胖的新妈妈交谈，大家更想和一家知名报纸的主编聊天。
最近我去喝了个早午茶，参加的都是些作家、记者和知识分子。我坐在院子的地上给孩子喂奶，要不就只能去厕所里喂。我蜷缩在那里，盘腿而坐，衣衫不整，像农妇一样困守于乳房、婴儿和大地，而过往生活中激情的欢声笑语在头顶光秃秃的树枝上飞驰而去。
我不再属于这个群体。我不再去他们提到的城市，没去采访他们讨论的人。我告诉自己不要介意，但这是谎言。我介意极了。
现在，我笨拙地徘徊在婴儿和看护人的群体之外，感到我的社会自我被完全摧毁了。我曾经环游世界，最终却回到起点——在操场的边上兀自难堪。最糟糕的是，我的孩子跟随着我。他不得不向我学习，这是一条死胡同。我把他靠在身边，用腿支撑着他，心里为我们俩感到难过。
接着，小李出现了。她手忙脚乱地爬上小山包，一只手抛向天空，在春天的空气里笑意吟吟。
“为什么坐在这里？”她用中文问道，“这里没有小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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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日渐衰退的精力全部用在定居印度上。我把我的时间给了汤姆，这样他就可以在搬来的当天早上和以后的每天早上冲到办公室去。我把我的时间给了马克斯，他很害怕，也很不安，需要一个家长陪他度过这段时间。我把我的时间花在找房子上，这样我们在孩子出生之前就有一个好地方可住。
我的时间被用作资本。它已被投入一家人的未来，以改善我们的集体处境。
嗯，很公平。这就是我们在家庭中所做的事情。我花了一些时间，我付出生命，也许我的代价是脑细胞或一两本书。我付出时间，它倏忽不见。我的宝宝们很漂亮；我的心是完整的；我并不要求偿还。
尽管如此，我还是注意到自己付出的是时间。人们一直指望男人付钱。但说到时间，几乎总是女人在付出。金钱是一回事，但时间就是生命，生命更重要。
有多少想法、多少发现、多少艺术因为女人把时间花在别处而丢失？有多少想法胎死腹中，有多少发明没有完成，有多少新颖的主张悄悄传递给了一个男人，让他将荣誉据为己有——只是为了不浪费，不让这个想法流产，于是只好让它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传递给这个世界？
我也这么做了。我付出了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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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花了那么多时间思考母亲的身份和女性的消失之后，我也发现这种弥漫着的代孕氛围令人不安。怀孕的女性在酒店里无处可觅。她们的身体被世界各地的富裕家庭作为孵化器租用。有钱人家的胎儿从她们的循环系统中获取氧气，从她们的血液中汲取营养。胚胎汲取钙质形成骨骼，却让代孕母亲的牙齿松软、骨骼脆弱。但这些女人并不是母亲，婴儿并不是她们的——孩子生下来就要出口到国外。
我用手捂着怀孕的肚子，试着想象自己没有权利去爱那个在肚子里扑腾的小家伙。我试着想象，但什么都想不出来。
我不是在谴责或宽恕，只是现实超出了我的想象。一些女性——甚至大多数女性——必须完全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度过孕期。我们都会出卖东西，为什么子宫不能卖呢？酬劳很不错，又急需这笔钱。
“我不喜欢那个。”玛丽断然说道。
我在马克斯午睡的时候问她：你知道这些家庭在做什么吗？
哦，是的，她当然知道。玛丽从供应方那头了解到代孕。她认识一些为了钱生孩子的女人。
“酬劳很好。但是一旦孩子出生，就没有人照顾这些女孩了。”玛丽说，“她们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她们会得病，年纪轻轻就死了。他们把钱给了这些女孩，然后把她们赶走。这种情况我见过太多次了。”
话很快说了出来，倾泻在空中。接着她回过神来。我问她的意见，但没有透露自己的态度。她看到过我在楼下和那对伴侣聊天。
“不过我也不懂。”她很快补充道。
“我想你是懂的，”我说，“你懂的比我多。但是，这些人、这家诊所声誉很好。可能没有你看到的那么糟糕。”
你是对的，但这不是我们的错。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干干净净。当然，总的来说，你是对的，但这与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听说过这样的故事：女人们被扣在宿舍里做人质，以免伤害肚子里的挣钱工具，她们被迫通过skype向远方的认领者展示隆起的肚子。
但是有些女性不能怀孕，有些伴侣没有子宫，收养又很棘手。世界上到处都是被遗弃的婴儿，要获得一个孩子的监护权却非常困难、缓慢和昂贵。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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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仍然在想：为什么不管想要什么，你都能找到一个售卖它的可怜的女人呢？你可以买屁股、阴道、嘴巴或舌头。你可以买一个子宫，一个人类的温室，用来盛放人类的种子。你可以买双手来换尿布，可以买声音来唱童谣，可以买背和手臂来带孩子，可以买乳房来哺乳。你可以买到一段视频，视频里一个女人遭到残忍的侮辱，然后被人用阴茎塞住嘴，直到她吐到狗食盆里。这样的视频很受欢迎，男人喜欢看。但是，当然，男人从来不承认看过这种视频。说到罪责，总是别人的错。
流行文化要求我们把这些片段分成单独的现象：性工作、色情作品、家务劳动和代孕。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这些交易都存在于同一个连续过程中——你可以从一个女人那里买到任何东西，然后把剩下的扔掉。
我是同谋。我直接而有意地做这件事。甚至就在我打字这会儿，我租来的女人正在书房外扫地，我能听到扫帚划过木地板的声音。
读者们，你们也是。你可能认为你不是，但你可能是。你买的那些便宜的衣服和食物，你知道它们的供应链吗，你能溯及其原材料吗？你不能，也不想。我向你保证：任何便宜的东西都不是出自偶然。你们吃着奴隶制，把它穿在皮肤上，睡在它的怀抱里。我不是指隐喻意义上的奴隶制，我指的就是纯粹的奴隶制，那种很久以前就应该被废除的奴隶制。
另一种观点是，如果女性得到报酬，那就是赋权，其余免谈。我凭什么说一个大字不识的村妇不应该把她的子宫租给富有的美国人，好为她的儿子挣学费？我凭什么说一个年轻女人不能在镜头前做享受被噎住的表演？我有什么资格去评判？
作为一个付钱租赁别人、害得母亲与孩子骨肉分离的人，我还有什么资格感到内疚？我有什么资格呢？我是谁？
我不确定了，因为那些女人都不愿说出我的名字。她们称呼我：对不起。夫人。
没有快速的解决办法，所以你最好冒险一试。我应该以后再想这些，等我的孩子长大了，等我有了更多的时间，等我不会试图强迫丈夫待在家里，自己从事一份甚至都不想做的工作，到头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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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已经习惯把自己的时间看作家里最廉价的。如果一个孩子发烧了，我就在床边看护。汤姆必须得去上班，但我没有理由非在星期二而不是星期三拟出书稿的下一个场景。理论上，我甚至可以在白天小睡。理论上，我可以什么都不做。但实际上，我要忙着带孩子，每天再挤出一个小时写作，在此期间从来没有小睡过。但是，每天的忙碌并没有改变我对家庭事务的权衡：我的工作可以被推来推去，所以但凡碰到任何一件事，都是从我这儿来调整日程。每一双穿不下的鞋子，每一次去看牙医，每一次幼儿园的活动——任何影响到家里任何成员的危机或任务，都会不可避免地消耗掉另一大块写作时间。我可以接受自己的地位是家里的最低优先级，低于无助的孩子和汤姆那份要求严苛的正式工作，但这么做也有副作用：所有这些强加的无私让我变得更加自私。如果玛丽直截了当地请假，我不会拒绝。但是因为害羞，她对这件事轻描淡写——当然从来没有人教过玛丽如何谈判，我便让自己相信，这件事并不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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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也没有提起过那件外套，但那张照片确实让我耿耿于怀。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抑制自己的冲动，不去阻止普贾和玛丽偷拿我存在篮子里的酒店小包装洗发水和面霜，这些东西是我为客人和周末旅行准备的。我讨厌这种小偷小摸，它迫使我在两个不讨人喜欢的角色之间做出选择：一个是愚笨的主妇，对自己的东西被偷毫不知情；一个是心胸狭窄的老板，连给家政人员几滴洗发水都不舍得。我并不是真的在乎我的外套和洗漱用品，但这些东西都是我已经失去的生活的遗留物。现在的我更虚弱，更苍老。我不再住酒店了。我的子宫被撑大，又被掏空。而帮助我照顾孩子的妇女们正在劫掠我过去的遗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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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我遇到了一位杰出的编辑，那会儿我应该还在报道战争、伊斯兰政治和中东政治，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的报道，喜欢你描写女性和儿童的方式。”
我礼貌地做出回应，但私下里我感到困惑。我知道我并不比男同事更加关注女性和儿童。一方面，是的，我确实记录了战争对平民的影响，但实际上，所有战地记者都是这么做的。被人单独指出在关于女性和儿童方面的报道格外出色，似乎是在暗示我的报道没有涉及战争战略、地缘政治和战术。我对这些角度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但令人们印象深刻的是那些更柔和的作品。仿佛我一直停留在家庭中。只是，当时我并没有。
当我坐下来写家政工人和女性儿童的领域时，这种迷失感又回来了。我不禁感到自己在投降。但这种态度不正是问题的一部分吗？如果连严肃的作者也从来没有深入地写过关于家庭、工作、性别、金钱和族裔的文章，我们就不能指望事情会有所改善。如果这些家务的中心地位一直被否认，那么女性就会继续包揽所有的工作。看到家里的这些女人来来去去，我开始感到好奇，然后变得爱多管闲事，最后变得咄咄逼人。我在facebook上偷偷关注普贾，结果发现我无法通过这样的监视来了解她。
我不希望我的家里留下一串被遗忘的女人的痕迹，她们照顾过我们的孩子。我不希望孩子长大后说，我有过保姆，她们就像我们家的一部分，仿佛这些女人只是作为我们家庭的功能而存在。我想写出一个更完整的事实。我们的孩子应该知道，有些孩子我们从未见过，有些牺牲我们无法做出合适的补偿。
但要做到这一点，我必须找回那些被我丢掉的女人们。我得采访她们，征得她们的同意后，写关于她们的文章。我无法预测自己会发现什么，也无法预测它会如何改变我对自己家庭和责任的看法。我意识到，寻找这些女人可能会带来危险的后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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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情况就是这样：我没有去小李的村子，甚至没去看她在北京的出租屋。她同意在和我的社会地位相符的空间里见面，但只有她才能通过那些大门。她是不会带我回去的。她会给我讲故事，给我看照片，但不允许我亲眼见证。我只能认为，她的羞耻感和自尊心是如此强烈，让她无法放弃这种权利。
她的回避激起了我昔日的冲动。作为一名记者，我向来只会把“不”当作谈判的线索。我和小李的关系，还有她害羞的礼貌，都对我有利。我可以冒失地上前询问，纠缠不休，直到她同意为止。此外，我还可以直接出现。她不想让我去那儿，但她可能不会强迫我回去。
这些思维和习惯属于我过去的生活。我已经很长时间没用过它们了，现在我才发觉它们卑劣得如此明显，这让我很不舒服。我的神经在皮肤下面跳来跳去——我很想去，直接去，去了那里乱扯一通，然后再想办法解决。
但我做不到。我爱小李，而她爱我的孩子。写她是在利用她和寻找真相之间划出一条不确定的界限。如果我强行闯进她的村庄，逼着她带我去见她女儿，小李会恨这本书的。她非但不会感到荣幸，反而会感到丢脸。
我做不到，所以就这样结束吧。我跟她说了再见。 ()